论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传承中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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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民歌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少数民族民歌不论从生存环境、演唱场所、传承方式，还是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都已经出现了诸多改变。 一、黑龙江少数民族器

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民歌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少数民族民歌不论从生存环境、演唱场所、传承方式，还是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都已经出现了诸多改变。

一、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传承的困境

（一）生存悖论——“依心而乐”撞车“机械复制”

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原始质朴的生活劳作之中，具有极强的即兴特征，应时创作、即时表演，没有完全固定的调式调性、旋律走向、歌唱或演奏内容，更谈不上准确的乐谱记录。音乐依随人、事、景、情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形成不同的情感陈述和表达。由此，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复制性，没有任何一次的表演是相同的，甚至也不相近，每一次的表演都有它特定发生的理由，而不是简单的重复。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来形容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音乐的独一无二性，真是再恰当不过。

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信息的复制是最为简单和平常的事情，面对大量“机械复制”出来的信息海洋，让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传递距离越来越远，可复制性也就成为信息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得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这恰恰与少数民族器乐作品拒绝“机械复制”的本质相悖。因此，一来依心而乐的本质消失，二来机械复制的感情冗余，这两点因素使得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受到了根本的阻碍。

（二）技术双刃——现代转播里的“水土不服”

纵观历史过程中非遗音乐传播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音乐作品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口口相传的自然传播状态，包括少数民族音乐的表演技术传承、相对固定的音乐艺术模式风格的继承，都是通过古老的传教方式延续的，它已经成为自然传播方式的典型艺术案例。

之所以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至今都没有或者很少改变最原始的自然传播方式，并不是它刻意地拒绝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而是当少数民族音乐进入现代传播渠道的时候，受众接受环节就会出现自然阻隔，大部分的受众都较难接受或者对少数民族音乐产生审美期待。由此，人们易简单地将少数民族音乐通过现代传播渠道却“传而不通”的原因归结为地域性少数民族器乐作品本身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认为在当前快餐式、娱乐至上的社会中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无法与当前受众产生审美共鸣。但是实际上，人们忽略了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的本质属性特征，那就是这类古老音乐艺术“多维度”为一体的艺术表现以及它们背后厚重的文化承载，所有的这一切加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演绎和理解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

对于现代的音乐传播手段而言，将音乐的音响完全剥离出来，甚至脱离了最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纬度，使音乐这个原本镶嵌在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珍宝脱离了原生的母体，几乎切断了文化的血脉，剔除了应有的绚丽背景，只剩下一连串的声响。而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音乐的声响又不如现代精致乐器或精密仪器演绎出来的声响那么纯净悦耳，甚至噪音本身就是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音乐的特有韵味，这些特有的噪音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无法给受众群体带来任何艺术的享受，所以这样的音乐传播无法通达就并不奇怪了，因为现代的音乐传播手段本身就在一点一点地抹杀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直到只剩下了已不成其为精华的精华。

（三）受众变迁——“能指专有”碰撞“形式整合”

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带有极强的即兴性，根据不同的接受对象、不同的音乐用途或者不同的演奏环境，少数民族器乐作品音乐在不停地进行再创作或者约定俗成的表演规定。这一“能指专有”的特征较为突出的是器乐表演的音乐比如满族器乐作品：吹锣板曲《海青拿天鹅》、《桂枝番》、《金连锁》；清代大三弦曲《合欢令》；琵琶曲《满洲将军令》。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少数民族器乐作品的这种受众指向性特征完全与现代大众音乐传播的受众广泛性相背离。大众传播是将音乐的传播面扩大到最大的范围，以期达到最广泛的影响。在这样的音乐传播环境下，音乐艺术内容的主体发展方向逐渐趋于两极化，一是立足民族性，二是立足全球性，但是其使用的音乐语言越来越单一，形成世界性的国际语言，以达到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接受和喜爱的最终目的。在复制的层面而言，则完全把音乐单一化、同质化，以期获得规模化效益，此为规模要求下的“形式整合”特征。

文章来源：《黑龙江科学》 网址: http://www.hljkxzz.cn/qikandaodu/2021/0225/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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